海外5月刊 | 育儿假、冠姓权和新冠疫情下的女性

Hurrah  煎茶小组  2020-06-11 11:58:31

编辑 | 朝酒

翻译 | Zephyr，小容，向司予，sumyee桃子，Catnip，Karen，哇哈，利虎，Xiao

数据支持 | 楼楼

特别感谢 | 北风儿，paper，hurrah

前线急需为女性设计的个人防护设备
【英国05.01】标准个人防护设备通常采取不分性别的设计，而对于其并不总是适合女性的状况的担忧与日俱增。对于长期暴露在新型冠状病毒环境中的前线工作人员，个人防护设备非常重要。卫生部门称该装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男性和女性”。但医疗工作人员却表示即使是最小号的防护设备对于女性来说也太大了，更何况女性占据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工作群体的77%。
比起合适大小的防护设备，太大的防护设备在提供一个完整防御病毒的屏障这一方面显得更为低效。英国皇家护士学院认为给所有医疗人员提供统一尺码的防护设备是不可取的，甚至会对医疗人员产生不必要的限制与麻烦，尤其是在轮岗的时候一套防护设备可能要穿戴长达12小时。前威尔士党领导人Leanne Wood发表了相关声明号召威尔士政府为女性提供更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她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医疗工作者中女性占据了大多数，但她们却被告知自己的脸的大小很奇怪。不，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是一个女性合理的面部尺寸。”
翻译：Zephyr

女性在职场中前行仍然感到备受阻碍
【美国05.04】在过去的50年中，女性在职场上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是，许多人仍然感到自己的进步受到阻碍，这种障碍就像是透明的天花板一样，仿佛看不见，但是却真实地阻碍女性往上到达更高的职位。
在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两位女权主义作家在她们的两本新书中谈到如何应对这个问题。Michelle King（身兼作家和流媒体巨头网飞的导演，代表作《傲骨贤妻》等），在她的新书《The Fix》中写道，女性经常被告知她们需要改变自己——变得更加坚定自信、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等。但是，她表明，工作方式应该顺应一半成年人口的需求而改变。 
Sally Howard（记者）在她的新书《The Home Stretch》中解释了女性被阻碍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全职工作的女性仍然需要做大部分的家务。她给这本冗长的书起了个十分贴切的副标题——“为什么是时候该说清楚谁来洗碗这个问题了？” ，男性管理层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那么舒服，毕竟里面全都是对父权制和性别特权的讨伐。有时候，作者走得太远了。Sally Howard频繁地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让人不禁是否想到她是否看到苏联政府的全男性领导层和独生子女政策对女性和女婴的伤害。
但是男性从来不需要放弃资本主义体制去解决女性工人的困境。他们只需要“共情”。是否女性在职场中的评价标准与她们的男性同事是一致的？当男性职工表现出类似品质，是否也能用聒噪、感性等形容词来形容他们？尽管取得了进步，但是女性在职场前进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天花板。
Michelle King的书中就有很多例子佐证了这一观点。Sarah是一个跨国公司里的行政官，她每天工作到很晚，工作内容包括管理培训、接待、行使反馈的职能等。但是在多年的升职要求被拒绝后，她总以为下次该是她升职的时候，升职的人中却仍是100%的男性。在一个重要会议中，一位男性行政官说道：“我也不知道，她只是不合适。她戴着眼镜，头发上又别着夹子…”，这可不是什么高明的管理层。在另一个故事中，MichelleKing讲了一个自己经历。有一次，她第一天入职，当她走进一个满是男人的厨房里的时候，她的老板跟她说，“Michelle，水槽里有很多沉在那儿的盘子，你是个女的对吧，所以你知道的，把它们刷了吧！”他的同事都笑了。当她抗议的时候，她却被告知这只是个玩笑。伪装成幽默的欺凌行为本质上也还是欺凌。但是女性总是被期待要忍受这种“幽默”。她们还必须忍受不同的着装要求。
Boris Johnson，英国首相，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候总是把他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以此维持他“可爱的丑角”形象。Dominic Cummings，他的顾问，穿着邋遢，却正符合他作为“古怪天才”的形象。但是我们却很难想象任何一个达到一定政治地位的女性能够打扮地如此简单、随意。
有时候人们把女性进步的天花板归咎于女性和男性在某些工作中自然地想要选择追求不同的职业发展道路。然而，这种结果可能只是对女性成功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阻碍的结果。在19世纪末期，只有4-5%的医生是女性，有些男性把这归咎于女性缺少某种天赋。许多医科学校，可能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也并不愿意接受女性入学。哈佛大学直到世界二战之后才开始接受女性入学；在英国，女性直到1922年才能被接纳成为英国律协的一员。
而现在，这两个职业的竞技场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17年，美国医科学校入学生中女性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性。在2018年，英国超过半数的初级律师都是女性。另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被许多已婚人士所接受，那就是如果男性工资越高，那么女性就该做更多的家务。但是，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比他们妻子工资更低的男性甚至比那些挣得更多的男性做的家务还要少。很多观点认为女性缺乏进步是因为她们天赋和选择的原因，而这只是一种对男性来说更加方便的虚构，因为男性在此中十分受益。而女性受到了十分不公正的待遇，不仅在家中做更多的家务而且还要长时间地工作。
来源：经济学人，翻译：小容
▲应该要改变的不是女性，而是人们，尤其是男性的态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苏丹立法废除女性割礼
【苏丹 05.05】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赞扬苏丹政府这次采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将割礼定为犯罪，违法者将被判处三年徒刑。
驻苏丹代表阿卜杜拉·法迪尔说：“割礼这种做法不仅侵犯了每个女童的权利，并且严重影响了女童的身心健康。政府和宪法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终止这种做法。”这是数年来包括全国儿童福利委员会、妇女和儿童倡导者、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社会组织在内的坚持不懈的行动之后才有的结果。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所有具有这种行为的国家，有超过2亿的女孩和妇女接受了割礼。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在未满15岁的女孩中未经其同意就被切割的有300万。苏丹被认为是接受割礼人数极高的国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在2014年苏丹的这一比率高达86.6％。
割礼不仅对女性构成直接的健康风险，而且对她们的身体、心理和性健康也造成长期的伤害。这种做法反映了两性之间严重不平等现象，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对女童和女性人权的侵犯，是对性别歧视的一种极端形式。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警告说：“此项法律目的不是单纯的处罚罪犯。我们更需要的是作出更大的努力去提高助产护士、医疗服务者、父母和孩子在内的不同群体对这项修正案的认识，并尽快促进对该修正案的接受。”
来源：联合国新闻，翻译：向司予

为无家可归女性提供住所
【比利时05.06】布鲁塞尔的一座隶属于欧洲议会的建筑正为100位无家可归的女性提供住所，这其中有很多女性是受了新型冠状病毒比利时封锁影响下的家暴受害者。该建筑中的办公室已经被改成了卧室，每间可以住一到两位女性。这里也提供餐食和医疗帮助。
慈善组织Samusocial称这次新冠危机增加了家暴案例的数量。设在比利时首都的议会和Samusocial联手经营了这些设施。由于社交距离的必要性，许多为女性专门设计的避难所已经关闭，新建造的避难所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自从封锁开始，有很多女性被因家暴而赶出家门扔到大街上的事情发生。而且这样的事情还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趋势。”Samusocial的负责人Sébastien Roy如此说道。
布鲁塞尔当局也在利用一些酒店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紧急状况下的临时居所。欧洲议会的建筑几乎上是全空的。在当前情况下，会议主要通过线上视频进行。
翻译：Zephyr

关注疫情期间堕胎设施的安全
【印度05.07】由78名医生、卫生工作者、学者和女权主义者签署联合声明，对由于印度处理在疫情期间对安全堕胎设施的能力表示关注。
签署者同意新德里高等法院在前段时间的指示：“确保居住在疫情严重地区的孕妇及其家属不会面临治疗的困难。” 同时签署者也敦促法院应将同样的服务范围扩大到寻求医疗终止妊娠的妇女。
报告中说到：“不能将堕胎视为非紧急医疗程序。完全可以理解在疫情期间，所有非紧急程序都应暂停。因此要推迟如整形外科手术，而且还要推迟诸如腹股沟疝或甲状腺腺瘤的外科手术。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减少大量人群在医院中聚集，其次为了减少对卫生系统的压力。但是医疗终止妊娠（MTP）的情况是独特的，并且从没有被归类为‘非紧急程序’。” 
签署者写道：“一个想要堕胎的女性是处于紧急情况。她在印度获得安全合法的堕胎时限是有限的，因此，她不能等待这一流行病减弱才去堕胎。” 该声明还呼吁女性请注意非法堕胎，非法堕胎占该国孕产妇死亡的12％。根据签署者的说法，除了饥饿死亡，结核病和疟疾有增加的危险外，拒绝女性堕胎将进一步增加死亡人数。
声明引用了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的例子，使得妇女有可能在急需医疗事故升级的情况下获得安全的人工流产。
来源：THE WIRE，翻译：向司予
▲ 疫情不能作为否认妇女享有安全堕胎权利的借口。

美国女足要求薪酬平等提案被法院驳回
【美国 05.08】美国女足要求薪酬平等该提案已被法院驳回，法官对于她们提出的相比男性足球运动员她们得到的酬劳过低这一说法予以否认。这起针对美国足协的诉讼由28位女子国家队运动员于去年发起。这群运动员的发言人Molly Levinson表示她们对该决定表示不能接受，并将继续上诉。“我们感到很震惊，也很失望，”Levinson说道，“我们不会放弃抗争。”，“我们很有信心，我们也非常坚定。我们想要确保这些参与竞技体育的女孩和女性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被认定为不具备更高的价值。”
今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推定的候选人Joe Biden鼓励运动员们不要放弃，并补充道：“这还不是结束。”去年夏天，美国女足成功卫冕，第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与此同时，她们也赢下了五枚奥运会金牌。
在平等薪酬被驳回后，在去年世界杯获得金球奖和金靴奖的Megan Rapinoe在她的推特上写道：“我们不会停止对平等的追求和抗争。”这一女性相关案例同时也得了男性球员的公开支持，美国男足于今年2月发表声明抨击了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表示“联邦政府在女性的工资和工作状况上保持歧视女性的态度”。
来源：US Women's equal pay claim dismissed by court，翻译：Zephyr

欲推行禁止堕胎的暂时性法令
【美国05.11】一位联邦法官欲在田纳西州推行禁止堕胎的暂时性法令，以此来延缓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4月8日，田纳西州的地方长官发布了该紧急命令，在三个星期内禁止进行这些非必要性的手术。
这项禁令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将有限的个人防护措施给那些正在与新冠病毒战斗的医生，同时减少病人与医生的接触，以此来延缓病毒的蔓延。美国的其他一些州也因类似的问题产生激烈的辩论。
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的法官已经裁定，堕胎手术不是“非必要性手术”，新冠期间将依旧正常进行。生育权利中心坚决主张所有的孕期妇女都需要医疗资源。五分之一的孕妇在分娩之前需要来医院检查，因为15-20%的怀孕会以流产告终。甚至是没有健康问题的女性也需要产前护理和检查，所有这些医疗过程都需要提供个人防护措施并和病人接触。支持堕胎禁令的律师坚称，当新冠病毒发展达到峰值，个人防护措施根本就不够用。他们坚信田纳西州有权因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来限制堕胎手术，并引用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条例——要求公民接种天花疫苗是州警察的合法行为，而这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健康与安全。
而反对者认为，现在堕胎手术诊所已经拒绝了许多病人。堕胎手术拖延得越久，就会有更多的复杂的情况产生。而且，如果怀孕超过20周，在田纳西州是没有办法合法进行堕胎手术的。州政府的医学意见顾问也承认，堕胎手术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医疗手术并不可以被延迟。田纳西的共和党执政者在过去总是试图制定更严格的堕胎法律，包括一旦能够检测到胎儿的心跳，孕妇就不被允许进行堕胎手术。
来源：美联社，翻译：小容
▲生育权只属于怀孕的女性，子宫不是公共资源。

德国约6.2%男性在结婚时改为女方姓
【德国 05.12】德国2016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全国约有6.2%的男性在结婚时选择将自己的姓氏改为女方姓。这是20年前数字的两倍，40年前数字的三倍。另外有13.5%的夫妻选择保留各自的姓氏。德国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为非婚生子女。单身母亲的孩子中，绝大部分随母姓。
当前的德国法律对于夫妻和孩子的姓氏规定相对宽松：结婚时男女双方可以选取任何一方的姓氏作为共同姓氏，或保留各自的姓氏。其中一方还可以选择拼接的双姓，拼接顺序不限，但长度有限，并且另外一方不能再使用拼接姓氏。无论已婚与否，双方共同抚养的孩子可以选取任何一方的姓氏，但不能选取拼接的双姓。如果抚养权在一方（通常为母亲），有抚养权的一方可以独立决定孩子的姓氏。
但德国与姓氏相关的法律也历经变革才发展成今天的宽松条例。1957年以前，婚后女方和孩子必须随夫姓；1957年法律首次规定女方可以使用拼接了自己姓氏的双姓，但孩子必须冠父姓。直到1976年，德国法律才允许男方随妻子姓氏。而直到1991年，男女双方才终于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姓氏。
在德国的年轻一代中，婚后女方越来越倾向于不直接使用男方姓氏。男性也不再认为延续父性是必须的。德国媒体也给出了孩子随父姓和随母性的具体优势和问题。
1.孩子随父性会造成在所有有关孩子的行政事务中，都需要母亲出示孩子的出生证明，因为这些行政事务是基于母女/母子关系的；
2.母亲会在社会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被经常用丈夫和孩子的姓氏称呼；
3.如果父母离婚，孩子更改姓氏可能会被生父否决，而造成孩子与母亲或继父家庭姓氏不一致，导致孩子日常困惑。而孩子随父性的好处，是可以加强父女/父子之间的认同感。
来源：柏林市政，早间新闻，babelli
▲ 冠姓权并不只是小家庭内部的决定。相关法律细则的制定直接反映社会的性别平权程度。

消除冠姓引起的冲突：创造新姓氏
【美国05.12】冠夫姓的传统是“毫无疑问的性别歧视”。一些已婚夫妇拒绝了所有已有的选择，并想要尝试完全不同的方法。这个新趋势或成为最优解。
Sharon Goldberg和Yonathan Cwik订婚之后，双方为姓氏的问题讨论了很久。因为他们的姓氏不一样，但又想使用一个共同的姓氏。不过，如果只有一方能够保留自己的姓氏，而对方要被迫放弃原有的姓氏，好像不太公平。而使用连字符直接将双方的姓氏连接起来，对他们的后代来说，姓氏就会变得冗长且复杂。于是，他们最终决定将两个人的姓：“Goldberg”and“Cwik”结合在一起，合法地将家庭姓氏定为“Goldtzvik”。
Sharon是华盛顿一家传播咨询公司的总裁，今年32岁。她说：“婚姻本身就是在创造新事物，你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家庭。所以，为这个家庭创造一个新的姓氏没什么说不通的。”美国的已婚人群经过几十年的尝试，在如何冠姓这一方面越来越有创意。
尤其是在沿海城市和一些飞地，女人婚后随夫姓早已不再是“金科玉律”。婚后女性完全可以沿用自己原有的姓氏，男性也可以将自己的姓氏改成和妻子一样的，或者用连字符将两人的姓结合为一个新的姓氏。然而，一些情侣又想出了新的点子：对两人原有的姓氏拆散重组，从而创造出一个完全原创的新姓氏。
“多年以来，美国社会在冠姓问题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Brian Powell说。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教授，专注于研究人们对婚后更改姓氏的态度。Powell表示，现如今大多数冠姓方式仍然或多或少地涉及两性之间的“权力转移”：要么使用连字符连接双方的姓氏（然而总有一方姓氏在一方之前）；要么是其中一方完全放弃自己的姓氏。这些都是两性权力不完全对等的表现，因为总有一方让渡了一部分冠姓的权利。而创造新姓氏或许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
在Rachel Ackoff和Lee Levitar结婚后，他们共同协商决定，要在保留各自姓氏的同时，为他们的孩子取一个新的姓氏：“Lecikoff”（由他们双方的姓氏组合而成）。他们说，这一决定是基于对父权制度的强烈厌恶。“婚后改随夫姓是一种父系霸权制度，它源自妻子和孩子都是丈夫的私有财产而非独立个人这一观念。”Levitar说，“作为平等的伴侣，我们对这一观念无法苟同。”
西英格兰大学研究“姓名史”的语言学教授Richard Coates认可了这对情侣的观点。他说，“孩子继承父亲的姓氏和妇女结婚后改随夫姓的命名传统无疑是性别歧视。”在英国，继承姓氏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当时，一个城镇中人们名字的重复率很高，准确无误地协调遗产继承十分困难。“如果您叫Robert，那么有很大的几率您周围还有很多个同叫Robert的人。因此，必须要确保正确的那个Robert获得属于他的土地和财产。”同时，妇女也会被当作财产的一部分被支配：当一名女性结婚后继承了Robert的姓氏时，就意味着她现在归属于他了。
共同使用一个崭新的姓氏同时标志着一对夫妇的女性主义价值观(feministvalue)以及他们对家庭凝聚力的承诺。“将双方各自的姓氏融合在一起，创造一个新姓氏这一做法，将有很强大的象征性意义。”Powell说。
Michele Zavos是一名专门帮助LGBT家庭的律师。他表示，这对LGBT群体来说格外重要。特别是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期望使用共同姓氏的同性家庭数量直线上升，因为这于他们而言仍然是公开展现合法婚姻关系最清晰的方式。虽然大多数人会共同使用其中一个伴侣的个人姓氏，并将这个姓氏继承给他们的孩子，Zavos也遇到过一些实践了创造并使用新姓氏的家庭。
对于一些人来说，“创造新姓氏”将会是件很难接受的事。这是因为许多人，特别是男性，感到自己对出生的姓名负有责任：必须尽可能地将它广泛传播，就像花粉或精子。人们似乎长久以来总是很执着于姓氏。如果一个家庭姓氏是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拼写（例如“Browne”而不是“Brown”），家庭成员通常会坚持沿用这一特别的拼写方式。这一点在一些很富裕的家族中更为常见，他们长期试图去整理家族史，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显赫的身份。例如在美国，人们似乎对“乘五月花号到来的”家庭有一种执念。而若是没有一个世代继承的姓氏，这一点会很难被证实。
当Sharon的继父看到Goldtzviks这个重组姓氏时，他感到十分惊讶，觉得他们创造新姓氏是一件非常“嬉皮士风格”的事情。他曾生活在70年代军事独裁的阿根廷，目睹了许多被迫“消失”的家族。政府挟持这些家族里的孩子，把他们送往另外的家庭并更改他们的姓氏。即“通过磨灭他们的姓氏，以此来抹杀这个家族的印记。”因此，Sharon的继父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轻率地就做出了相似的举动。
我采访过的大多数夫妇对他们的姓氏都没什么执念。来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的Ackoff和Leviter就是如此。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犹太人因为政府的要求才开始延用自己的姓氏。当他们移民到美国后，为了在英语语境中能更加方便使用，他们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不过，当Ackoff意识到她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姓Ackoff的人后，她开始担心这一姓氏的消失。与此同时，Leviter家中两代单传，也感到同样的担忧。
许多情侣都同意，创造一个新的姓氏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流程很费时又费力。Lauren Goodlev，曾经叫Lauren Levy。这位位于费城的歌唱家为了把自己和丈夫的姓氏相互组合（丈夫名叫Eric Goodman），在认证程序上花了大约1000美元。她说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证明自己不是那些有过犯罪记录的Lauren和Eric。Goodlev说，一旦更改姓氏有了官方流程，那么这些都会变得简洁很多。她的朋友们和家人都非常支持她的决定，而且还觉得她的新的姓氏超级酷。很多朋友还前来请教他们如何更改成新姓氏。语言学教授Coates也表示，代代相传的姓氏不会就这么随便地消失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遵循那些传统后，这个转变或许会慢慢发生。
来源：The Lily，翻译：sumyee桃子、小容、Catnip

瑞典的父亲育儿假
【瑞典05.13】当数字音乐公司Spotify的通讯部门经理，居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35岁英国爸爸Jim决定休6个月的育儿假时，他并没有得到在英国的父母和朋友的支持。“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呛了一口茶水。”他说，“我爸爸以为我在开玩笑”。Jim的父亲担心儿子的职业前途会因此受到影响。但Jim很坚决：他要用这6个月的时间好好陪着他的新生女儿长大。
瑞典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父亲育儿假规定之一。父母双方可以享受共480天的带薪育儿假期，其中有90天专供父亲育儿。在瑞典城市的街道上总能看到工作时间出来遛小孩的父亲们，他们一手推婴儿车，另一手举着咖啡。经常还会碰到这些爸爸们在公园长椅上给婴儿喂食和换尿布。
自1974年父亲育儿假在瑞典被正式立法，它的目标正在慢慢改变：从70年代解放女性劳动力以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到今天作为性别平权和家庭稳定的重要举措。
作为程序员的Nora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如果只有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女性在就业时会相比男性有太多劣势。”她说。她的丈夫，同为程序员的Marten在休了10个月育儿假后回到了工作岗位。这不仅因为他希望有更长时间陪伴孩子，也因为“我和妻子都认为平分育儿责任非常重要。”议员Tina说，“在50年代，男性育儿是无法想象的。但通过立法的推动，现在男性育儿在瑞典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在瑞典公司中，围绕长期父亲育儿假作计划是常态。在育儿假期间政府补贴的80%薪酬水平以外，很多公司会主动补贴剩下的工资差额。“我们的公司不会区分女性和男性员工的育儿假期。”Jeanette，H&M的人力资源经理说。她认为育儿假是员工体验其他工作和锻炼其他能力的有效方式。
作为一家瑞典电子游戏公司的CEO，47岁的美国人Sean惊讶地发现，他在瑞典休育儿假期间竟然真的没有受到工作电话的打扰。但随后他又更惊讶地发现，虽然自己不被公事打扰，但当妻子去工作时，他和婴儿在家比工作还累。在开始休育儿假以前，Sean曾认为这件事很简单。“你起床，你吃饭，能有多难？”他还计划了一大堆想做的事情。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你几乎一整天都神经紧绷，除了中午的一个盹，”他说，“然后你要准备吃的给小北鼻，这周她喜欢鸡蛋，下周她就改口味了……跟一个11个月大的婴儿讨价还价是不可能的。”
Jim，Spotify的部门经理，也曾幼稚地计划在6个月内一边喝咖啡一边工作，顺便看着他的女儿在公园里安静地玩耍。事实却是，“我每天有30分钟独处的时间就不错，剩下的是没完没了的清理，喂食，换尿布，捡东西。”他说，在育儿假第二周，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坚持到育儿假的最后，“但现在我非常开心，能有机会和我的女儿建立感情。”
来源：华尔街日报
▲ 立法能推动整个社会对男性育儿的认同。

疫情中暴露的性别平等问题

*在全球所有卫生和社会服务人员中，女性占70％。
*在危机期间，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
*男性每挣一美元，女性相应地只赚79美分。
【全球05.14】鉴于COVID-19危机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男性和女性，因此解决该危机的措施必须考虑到性别。妇女和女童在家庭，卫生保健前线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脆弱性必须被重视。放眼世界，妇女承担起了在家庭，医疗保健，学校，照料老人方面促使社会团结的大部分责任。在许多国家，妇女无偿执行这些任务。然而，即使工作是由专业人士进行的，这些职业也往往由女性主导，而且其薪资往往低于男性主导的职业。
COVID-19危机使这些基于性别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区域框架、多边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必须认识到，妇女将在解决当前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应对疫情及其对经济影响的措施应包括性别视角。
我们认为，在当前危机中，女性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容易受到威胁，需要加强保护。
首先，经验表明，在危机和灾难期间，家庭暴力，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此类在2014-2016埃博拉和2015-2016寨卡流行期间就曾发生，现在似乎也正在发生。在隔离或在家中采取隔离措施的情况下，与暴力和控制倾向的男性一起生活的妇女儿童面临更大的危险。只有在疫情结束，人们有再次行动的自由时，支持这些妇女和儿童的需求才会增加。我们必须确保相应地维护和加强妇女庇护所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政府和公民社会团体必须提供更多资源，例如紧急住房和电话服务热线，以创新的方式利用移动技术。
其次，在抗击疫情前线的大多数是女性，因为她们占全球所有卫生和社会服务人员的70％。我们迫切需要给这些女性赋权，首先是在家庭中也承担了家务的女性提供更多资源。因为照顾受感染的家庭成员等活动，将导致她们面临更大的风险。妇女也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大部分，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也是大多数潜在患者。然而，她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往往比男人少。更糟糕的是，在经历过先前流行病的几个国家中，当需要为危机重新分配资源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产前和产妇保健以及获得避孕药具和安全堕胎服务）会面临被削减的情况。这样的资金分配局面对妇女和女童极为不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防止。
最后，妇女在经济上特别脆弱。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个人财务状况较男性更差，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也较弱。此外，女性是单身母亲的几率更大，她们将受到目前急转直下经济形势的重击。考虑到这些差异，至关重要的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要考虑到妇女的独特处境。特别是在冲突地区和其他两性平等受到影响的地区，妇女和女童有可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甚至被完全抛在最后。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成立25周年，国际社会在该会议上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政府重新承诺这一原则，即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参与决策的权利，必须重视她们的观点。
为此，决策者在制定应对危机和为下一场危机做准备时，必须听取妇女权利组织的参与并与之互动。指导性问题始终应该是：这个问题是否对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影响？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才能取得更公平的结果？我们必须确保女孩有和男孩一样多的学习时间，而且她们不必担下照顾兄弟姐妹和父母的全部责任。我们还必须从COVID-19危机中汲取教训，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到底如何评估妇女对医疗保健、社会服务的贡献，如何给她们应得的回报。我们如何确保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将妇女排除在重要的政治进程之外？
今天，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采取行动战胜COVID-19。鉴于我们拥有相同的未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确保这是建立在团结与伙伴关系之上的。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知道，两性平等社会比那些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更加繁荣和可持续。世界各地的决策者都有机会将性别平等作为重中之重。我们敦促他们挺身而出。
来源：World Economic Forum，翻译：Karen

挪威的三段式育儿假
【挪威05.14】“除分娩前3周和分娩后6周给予母亲的产假之外，所有育儿假都应当强制由夫妻双方对等分配”。这是2018年夏季在北欧一所大学召开的北欧工作生活会议上，Ellingsaeter女士作为主讲人提出的建议。
目前挪威实行的是三段式育儿假：在一共46周时间里，单独分配给一方而不得转给另外一方的专属育儿假为每人15周，另外有16周时间可以由夫妻双方的任何一方休假。
“实际上当你允许夫妻任何一方休假时，通常都是妻子在休假。旧有传统和习惯仍在左右人们的思维方式：既影响夫妻决定，也影响公司文化。”Ellingsaeter说，“在当今挪威仍然有雇主认为，男性不应该休自己最低份额以外的育儿假期。你总能听到诸如‘男性在他们的工作中更加不可替代’这类说辞，但从来没有人这样考虑过女性。所以育儿假中的任何弹性都会形同虚设。”
在北欧各国间，父亲育儿假的政策大相径庭。专属男性的育儿假从丹麦的0周到挪威的15周不等。数据表明，实际父亲育儿假在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冰岛的父亲们目前休育儿假最多，达到近30周，而且在20年前冰岛男性几乎完全不休育儿假。这一变化主要归功于2012年冰岛育儿假新政：在共12个月育儿假期中，任何一方专属假期都达到了5个月，而只有2个月的时间是双方弹性。瑞典父亲位居第二，虽然专属父亲的育儿假仅3个月，但实际父亲们平均休假时长超过26周，是20年前的2.5倍。瑞典育儿假的特别之处在于，父母可以把休假时间平摊到一段极长的时期内，直到孩子8岁。相比之下，挪威的育儿假被鼓励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使用完。挪威的专属父亲育儿假为15周，实际休假时间也超过20周。而丹麦和芬兰的父亲实际休育儿假仅不到10周。丹麦由于并没有规定父亲专属育儿假，造成父亲实际休假时间在北欧各国中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成立法规，民众会不自觉地接受这是一种育儿‘常态’。”Ellingsaeter说。她相信欧洲其他国家也会很快学习北欧的育儿假政策。在北欧，育儿假的主要作用是推进性别平权。“减少育儿假中的弹性，鼓励男性休育儿假，目标是使女性和男性有相同的工作机会以及照护责任。”
来源：北欧劳务期刊
▲政府应当立法，推动照护工作中的平权。

”我们的子女跟我姓。不，我的丈夫不介意。“
【美国05.15】当我的女儿于2005年出生时，我和丈夫决定给她用我的姓。当时的选择感觉没什么政治性，更多的是出于私人与实用的考虑。我的丈夫姓瑞恩（Ryan），他已经有两个儿子跟他姓。他和五个兄弟姐妹的孩子当中，有11个小朋友都带有Ryan的姓氏。而我们Brodeurs一家这边没有相同的数字。在我女儿出生时，我们认为她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三年后，当我们的儿子出生时，我们考虑了更长的时间——两个孩子都跟我姓，公平吗？——那是在决定他也将成为Brodeur之前。（两个孩子的中间名都是Ryan。）
颠覆系统并非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使我的朋友（大多数是进步的朋友）支持这一决定，但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犹豫的旗帜：这会以某种方式破坏我们的家庭观念吗？我们的孩子会被取笑吗？还有一个大问题：我的丈夫真的感觉如何？*在每一个这样的反应之下，即使是那些非常钦佩我们的选择的人，也都假设我的丈夫一定是个软柿子，而我是一位熟练的操纵者。我丈夫对那些评论只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妇女参政论者》
根据我自己的零星的研究，在极少数选择将母亲的姓氏传给下一代的异性已婚夫妇中，大多数人这样做的原因与我们相同：母亲的血统正受到威胁。但是今天，在作出最初的决定14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保留Brodeur这个姓氏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现在，我可以承认当时我甚至不知道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跟我姓，仅仅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我对拥有这种肆无忌惮的欲望感到羞耻，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被一种更强烈的情绪所接替——愤怒。
在命名后代时，男人很少感到内疚或怀疑自己的动机。他们当然没有受到“爱操纵别人”的指责。就像很多特权一样，这是约定俗成、无人质疑的。由于我们未能质疑父权制（字面意思是通过父系血统来追寻后代的踪迹）或考虑其他选择，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是最重要的，并否认母亲的历史。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对姓氏的垄断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其根源是所有权和对财产的记录，财产包括妻子、子女和奴隶。
过去三年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撰写回忆录，内容涉及我与自己母亲的复杂关系。那是一种原始的爱，也是我生命中的强大力量。在那段时间里，我探索了将各代人的家庭联系起来的线索，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传给孩子的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姓氏就是这样一种选择。它不仅以法律和社会化的方式、而且以情感的方式将一个人与他的家族历史联系在一起。我是我父母双方的孩子，但毫无疑问，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然而，传给我的姓却是我父亲的姓。在我母亲的一生中，尽管她在家庭之外拥有成功的、完全由她一手打造的事业，但她却使用了四个不同的姓氏——她的父亲的和她三个丈夫的。
尽管现代女性中有一部分选择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将其姓氏传给子女，她们大胆的宣言也因此变成了带有保质期的宣言。带有或不带有连字符的夫妻双姓组合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仅仅继承母亲的姓氏这种状况，还没有作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进入集体意识。最近，当我告诉一个熟人——一个中年的女人时——我的孩子跟我姓时，她脱口而出：“那合法吗？”我们俩都停了一会儿（合法吗？），然后大笑起来，为我们居然还停下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感到尴尬。
但事实是，妇女长期以来无权确定自己的姓氏。直到197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才否决了田纳西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女性必须采用丈夫的姓氏才能登记投票。然后，即使在志趣相投的夫妇试图给孩子用加连字符的夫妻姓氏组合、或者用母亲的姓氏的情况下，州官员也经常只肯用父亲的姓氏为下一代注册。法院在给孩子取姓的问题上，一贯秉承父亲的权利，这说明母亲的影响力居于次要地位，无论哪一方父母承担更大的抚养子女的责任。
我们的孩子和朋友一样，对拥有我的姓氏保持低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只是生活中的事实，因为姓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异议来自那些与我同龄或比我年长的人群。这些人有权影响社会现状，并且是仍为主流的性别歧视主义者群体的一部分。
不用说，如果我的孩子是Ryans、Brodeur-Ryans或Ryan-Brodeurs，我也会同等地爱我的孩子——我们考虑过所有选择。但是我没有意识到，给孩子们姓Brodeur会令我充满某种自豪感，并使我重新和自己的根基和身份建立联系。不管我的孩子们给他们的孩子用什么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做清醒的决策者，能够对他们的选择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简单地遵循惯例。就我而言，我希望我的儿子和女儿能毫不犹豫、毫不羞耻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我还希望，在他们要对姓氏做决定时，这类对话已变得司空见惯，选择已具备包容性，最终的结果也已是公平的。
Adrienne Brodeur是回忆录《野生游戏：我的母亲、她的情人和我》的作者。她还是Aspen Words的执行董事，她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工作，但与丈夫和子女一起住在鳕鱼角。
来源：Glamour，翻译：哇哈
▲ 作者作为女性，在把自己的姓传给子女时，“对拥有这种肆无忌惮的欲望感到羞耻。”然而，“在命名后代时，男人很少感到内疚或怀疑自己的动机。”

西班牙家暴立案数下跌
【西班牙05.18】由于各地禁足封城，西班牙今年的家暴立案数成断崖式下跌，被困家中的受害者越来越难以获得帮助。
最近一例针对女性的谋杀案出现在几天前：凌晨两点半左右，西班牙东北地区小城的一位居民听到邻居呼喊声，出门看到一位56岁的女性正被她的丈夫从三层楼上扔出窗外。人们试图用床垫接住她，但为时已晚，她当场坠楼身亡。
这是自西班牙在3月14号封城后的第三起针对妇女的暴力致死案件。封城期间大量女性不得不和施暴者同处一室。4月的前两个星期，西班牙家暴帮助组织的热线电话有47%的增长，而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发出的求救信息增长了足足7倍。
于此同时在警局报案的数量却直线下降。一位曾是受害者的公益组织负责人Ana Bella说，家暴相较其他类型犯罪有其特殊性，受害者往往需要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才会最终走进警局指控施暴者。而封城和社交隔离使这种支持非常困难。
今年3月加那利群岛一位78岁的女性被她的丈夫杀死，促使当地政府开始想办法，帮助那些封城期间没有足够时间离开施暴者成功报案的女性。如果一位女性走进任何一家商店要求购买“19型口罩”，店员都会通知警方。如今这一举措也已经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实行。
西班牙是欧洲较为成功的反家暴国家。这得益于西班牙政府和社会对性别暴力的重视。在欧洲性别平等指数调查报告中，在性别暴力一项，西班牙得分超过了法国，丹麦和英国等国。
Carmona，一位反家暴公益组织负责人说，西班牙是反对性别暴力的先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反家暴列为国策的国家，在2004年就制定了针对性法律，并得到了全部议会政党的支持。
在最近的几年间，西班牙极右翼党Vox主张一系列反对平权的政策，要求撤销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歧视男性”。他们试图将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描述为不分性别的暴力。但Ana Bella认为他们不会占据主流。“我们的社会已经足够成熟。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我们不会走回头路。”Ana Bella说。
来源：卫报
▲ 她们已经为平权付出了这么多，不会走回头路。

德国女性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报酬约为男性一半
【德国 05.22】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德国女性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只能获得约为男性一半的报酬。
在德国西部地区，一位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可以获得平均83万欧元报酬，而男性可以获得150万。在德国东部，女性可以获得66万欧元，男性为110万。这项研究也指出，目前性别薪酬差异的计算只包含工作女性，会忽略大量被排挤出人力市场的女性，严重低估社会中实际的性别薪酬差异。
 来源：明镜
▲性别薪酬差异不应只包括同样岗位的薪水差别，也应考虑女性因性别而失去的大量工作机会。

父亲休育儿假能改善亲密关系和提升育儿能力
【美国05.25】牛津大学社会学系旗下报纸《社会力量》的一篇文章显示：在孩子出生后，父亲们休育儿假能够带来亲密关系的改善和育儿能力的极大提升。
数据采集来自一个长期观察近5000个家庭的研究，并在他们婴儿刚出生、三岁和五岁的时候分别进行采访。通过宝妈们在亲密关系质量（亲密关系指数）、亲密关系支持（倾听、理解、鼓励、帮助等）和共同育儿能力三个方面的回答来进行评估，结果宝妈们一致认为，只有当宝爸们休育儿假的时候，亲密关系质量、育儿水平以及宝爸们的参与度才能更高。而且，育儿假休得越长，越对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有更正面的影响。
图为扎克伯格在Facebook宣布休陪产假配图
为什么宝爸们休产假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呢？
研究显示，不论是育儿假本身还是育儿假长度都与宝爸的参与度密切相关。因为他们能够和孩子和宝妈们更加亲密地相处，这种强烈的参与感和被需求感，让彼此间的亲密关系指数大幅提升。在育儿假期间，宝爸们会特别关注于儿童护理，并破除“养家者”的刻板印象来做出“额外的”义务，比如有些宝爸们会专门在这段时间内学习育儿知识，而这样，也让他们在育儿领域更有信心。同时，更长的育儿假能够促进宝妈宝爸们的互相了解，尤其是发现彼此在育儿不同领域的优点和缺点，而这能够促进宝妈宝爸们在育儿这件事儿上更高效的合作。
其实，很多宝爸们都想要休育儿假，但是通常情况下，育儿假却非常短（很多只有一周）。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并未允许宝爸们拥有这个资格，以及大多数的雇主们并不愿意负担带薪的育儿假。
基于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延长带薪育儿假政策需要提供结构性的支持，以此让宝妈宝爸们一起在家中合作育儿，同时也能获得经济来源，这对宝妈宝爸们、家庭和孩子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这也是让那些经济上不那么富裕的家庭实现养家和顾家的两全之策。
来源：Psychology Today，翻译：小容
▲ 父亲育儿假带来亲密关系指数和育儿能力的提高。

新冠病毒恶化了女性现存的经济问题
【全球05.26】在疫情发生之前，女性本身就更容易陷入贫困，她们收入更加微薄，拥有更少的积蓄，且更可能拥有不稳定的工作。所以即使男人与女人都在此次疫情中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女性受的打击更加猛烈。
此次病毒在多个层面上揭露了性别的不平等。联合国秘书长的性别顾问Nahla Valji，和In Her Words记者Alisha Haridasani Gupta和纽约时报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Nahla Valji：灾难往往会揭示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所以此次流行病也在全球范围内更严重地影响了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这是因为在全球每一个国家，女性都赚更少的钱，有更少的储蓄，且更可能做着非正规的工作，所以她们在经济萧条时期，缺少积蓄和福利的缓冲。当我们具体分析不同特殊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单亲家庭大部分由女性做一家之主，世界上大部分难民是女性和女孩。所以性别的不平等是复杂的。我们从以前的疫情中可以看到，所有人都会在短期内受到经济打击，但男性反弹的能力，而女性则会承受更长时间的经济挫折。
Alisha Haridasani Gupta：在美国女性是抗疫前线的主力军，78%的医务人员是女性，超市和药店的收银员也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处在抗击疫情最危险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其他非必要工作领域的女性正在被裁员。过去，经济危机主要打击男性统治的产业，如制造业，农业，矿业等等，但此次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在明尼苏达州，每周报告失业的人数女性都远超于男性。
Nahla：我们从这次疫情中看到最明显的改变之一，是需要做的家务活明显变多了。学校停课导致孩子们需要在家中被照顾，老人和病人则因为医疗系统的崩溃而必须依赖家里的帮助。而在传统中，这些家务活都是由女性承担的。女性做的无薪劳动在世界范围是男性的三倍，但在有些地区，这个差距可以达到五到六倍。而这个现象是很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起因。女性花在家务活上的时间本可以用来赚更多的钱。男女承担家务活的区别从根本上导致了男女之间的薪资差距，就业和升职差距等等。这些问题都被此次疫情放大化了。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女性的无酬劳动基础上的。而我们往往看不见在家中进行的任何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当社会福利事业，社会保障和医疗统统受损的时候，家中的劳动变得更加艰难。而此次疫情正好放大了这些社会中被无数的性别不平等。
来源：纽约时报，翻译：利虎

一位女性候选人将成为里昂的主教
【法国05.27】一位女性候选人将接替红衣主教Barbarin成为里昂的主教。而Anne Soupa的候选撼动了在女性问题上通常一成不变的天主教会，尽管教皇François自2013年以来就开始讨论赋予女性更多宗教责任。
Anne Soupa，一位73岁的神学家，于5月25日星期一被提名为里昂总教区的候选人，自从教皇Francois于3月6日接受Barbarin主教的辞呈以来，这一职位一直处于空缺状态。这个提名对于男性来说已经是不妥当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一位女性来说这是多么不同寻常。
自2019年6月以来，里昂天主教教区一直由教廷任命的名誉主教Michel Dubost管理。而三个月之前，红衣主教Barbarin“因故离职”了。他在初审时被判犯有包庇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罪——他在上诉时被释放。
里昂主教座堂
作为女性，Anne Soupa按教规不能被任命为牧师，自然没有机会成为下一位高卢大主教。而这正是圣经学家在反对她接任时采取的论点，他们认为就算这个继位算不上是偶像主义，至少也是一种对教会的挑衅。Anne Soupa在申请信中解释道：“这次认命是出乎意料的，但同时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有些人会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但是，真正疯狂的是，这看上去不可思议，实际上却并不疯狂。”
在信中，她列举了自己的品质——“既不是无知者，也不是走廊里的一个机器”，她在教会“三十五年来，脚踏实地地，作为圣经学家、神学家、记者、作家积极活动”，然后总结说：“一切都证明我有能力竞选主教的职位。一切允许我合法竞选，但一切都禁止我参与竞争。” ，“七年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她说。教皇François回避了两个主要问题：妇女获得真正的领导权，以及治理教会与有条不紊的部委之间的区别。”
教皇耶稣会的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女执事的问题，但是，由于分歧太大，委员会未能得出结论。一个新的委员会授命继续探究此问题。
Anne Soupa避免里讨论女性是否能被任命为牧师这一话题。她建议区分教区的政府职能和牧师的职能：“如果人们在有心理上对牧师的男性气质持有定型观念的话，有一半人类将继续被法国教会拒之门外。教会必须向更多的人开放施政。“
来源：LeMonde，翻译：利虎

电动摩托车帮助津巴布韦农村女性走出贫困
【津巴布韦05.28】在津巴布韦Wedza农村地区，一种新型的电动摩托车正在帮助贫困的女性获得收入来减轻家庭负担。这种被称为Hamba的三轮车由太阳能锂离子电池供电，目前由创业公司Mobility for Africa试运行，并将它们租借给女性群体。这样一来，女性们便能将自产的农产品运送到离家很远的市场，或者为乡民提供交通运输服务，同时使用摩托车来完成一些家务活。
Mary Mhuka是一位有六个孩子的58岁母亲，她与她的儿媳以及邻居一起租借了Hamba，并表示摩托车减轻了很多家务劳动的负担。如今的她可以将自家的蔬菜销售到15公里开外的贸易中心，收入与在当地销售相比增加了许多。
“我们过去都是将木柴扛在头顶然后步行远距离运送，现如今摩托车消除了这个负担。”她告诉路透社。从2019年2月起就担任Hamba试行调解员的Fadzai Mavhuna表示，女性们每月花费15美元进行团体租赁（最多五人一组），而Hamba的最长续航里程可达100公里。
此外，在太阳能充电站进行摩托车电池的更换会需要大约0.5至1美元的费用。在投放至商业市场之前，Mobility for Africa公司目前已经进入了试行项目的第二阶段。Hamba在哈拉雷组装，设备由中国制造，预计售价1500美元。
“一些女性增加了收入，因为她们开始着手烘焙、缝纫和园艺之类的工作。”Mavhuna说。
Pamhidzai Mutunya是一位农场卫生工作人员，她表示在Hamba出现之前，很多女性都是在家分娩或者步行至距离12公里的最近的诊所，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如今在家分娩的女性已经减少了许多。”这位拥有三个孩子的35岁母亲说道。她平均每天接送四人到诊所，并为病人提供送药服务。
来源：路透社，翻译：Xiao
▲ 有时只需要一点机会，女性的独立与能力便显现出来。

女性受到新冠引发的经济影响更为强烈
【英国 05.29】一家领先的智库警告说，在冠状病毒危机引发的经济影响中，女性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英国皇家艺术、制造业和商业促进会(RSA)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更为担忧。37%的女性为自己背负的债务感到苦恼，而只有29%的男性有同样的担忧。并且，37%的女性会觉得难以支付计划外的100英镑账单，而只有25%的男性这样认为。
RSA的研究人员说:“这些数据表明，英国无产阶级女性的生活是多么艰难。新冠疫情给生计带来了新的威胁。妇女不仅要面临失业的压力，还要挑起照顾家庭的重担——妇女仍然不成比例地承担着这些工作，她们将感到尤为艰难。”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出台新经济政策，来处理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并确保妇女得到适当的支持。“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的担忧，那就是除非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关注妇女和女孩，否则我们就会让性别平等倒退。”福西特协会(Fawcett Society)的首席执行官萨姆·斯米瑟斯说，“妇女首当其冲地承受着负面影响，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回应。”
《独立报》最新发表的文章表明，由于在护理行业中女性的比例过高，她们可能会过度暴露于冠状病毒之下。一些社会活动家还警告说，由于学校听课，数十万单身母亲面临无法养活孩子的风险。生活在英国的200万单亲父母中，约有70%的人有工作，但每10个有工作的单亲父母中就有3个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大约90%的单亲父母是女性，且单身母亲在不稳定、低薪、零时工合同的工作中所占比例明显过高。
来源：独立报，翻译：sumyee桃子
▲在争取性别平等上，同样也是不进则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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